哲学家很喜欢讨论电车难题。历经多年发展，电车难题有千千万万种版本。比较基础的：有五个人被绑在轨道上，将被迎面而来电车辗压，如果你按下转辙器，电车就会转向另一条只绑了一个人的轨道，你会如何选择？复杂一点的：同样有五个人被绑在轨道上，你正好跟一个胖子站在天桥上，如果把他推下去就能挡住电车，那你推还是不推？

不只如此，情境还可以更复杂：如果被绑着的五个人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呢？另一条轨道上的那个人刚好是总统或首相呢？又或者，天桥上的胖子其实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呢？哲学家靠着塞入各种角色、改变角色属性，大玩特玩电车难题数十年。

近年更是玩得风生水起，原因无他，全是因为自动驾驶汽车。哲学家希望用电车难题来考验自驾车，如果自驾车没办法因应各种情况、做出正确决策，那么还是别上路的好。透过这些考验，哲学家似乎想说：看吧，机器决策还是比不上人类决策。哲学家不是没道理，但有两个问题，哲学家似乎一直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。

第一，正确决策的「正确」究竟所指为何？不少哲学家认为道德判断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答案，但现实生活中的人类都知道「我的道德不一定是你的道德」。同一环境中的歧异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不同国家或社会？第二，比起机器，人类的决策能力奇烂无比，常受到一切莫名其妙的因素影响而不自知，导致决策总是缺乏一致性，跟掷骰子差不了多少。

更糟糕的是，自驾车要遇上哲学家设想出来的各种情境，机会实在太低了。为了这些千奇百怪的难题而减缓自驾车上路，就跟我们劝人慎选恋爱对象常用的那句话一样：别为了一颗树放弃整个森林。问题是，当我们拿这些理由想要堵住哲学家的嘴，他们却会说：电车难题本来就不是真的，它是思想实验，用来探究人类做决策时的道德推理和框架——至少，可以用来看看你是效益论者、义务论者、还是德性论者。

这种回应让人不禁「蛤？」一声。既然只是思想上的趣味问题，为什么又要拿来要求自驾车能在现实中解决？这种有意无意的要求，带来的副作用颇为明显：大众对科技的印象常常很差，觉得科技一天到晚造成伦理困难、冲击社会规范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电车难题，就会发现，难题虽以科技为名，但科技成份其实少得可怜。

哲学家对难题中的人类做各种手脚，加入角色、移除角色、改变属性…等，但电车永远长一个样子，转辙器要不就是一根杆子要不就是一颗按钮，至于轨道则是千篇一律的两条线。对于科技本身的忽略，正是用电车难题来讨论科技伦理最容易出现的习惯或现象。哲学家对伦理道德有各种想法、建构复杂的论证，但对技术却抱持着简单——甚至可以说是粗糙——的图像。

如果说善于想像伦理道德的是哲学家，那么善于想像技术设计的就是工程师或设计师。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来说，电车难题的意义，不在于探究转彻器旁边的你如何决定，而在于追问：要如何从一开始就避免陷入或产生需要抉择的情境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试着用工程师或设计师的角度来看，那么该思考的应该是：如何设计一套预警系统，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有人被绑在轨道上？或者，如何设计更好的煞车系统，让电车能够即时停下但不至让乘客受伤？甚至，如何设计一个轨道防护体系，让任何人跑到轨道上都难上加难？

这是工程设计最为人忽略的地方。表面上，工程设计是用来达成或满足人类欲望，例如有更干净的水喝或更方便买票，但深层而言，工程设计其实是在解决人类的道德难题。如果大家都能喝到没有杂质的水，因此没有寄生虫病，那么人类就不必因为医疗资源不足而被迫决定谁该救、谁不该救。只要买票非常简单快速，就不需要为了让大家好好排队而大费周章的在学校、在公共场所做各种道德教育，叮嘱每个人要当个文明人。

想要解决道德或伦理问题，找工程师或设计师很可能比找哲学家更有用。哲学家会给你很多思考，但通常不论做哪个决定都会有人受害。工程师或设计师则会想尽办法做出一套设计，让你从一开始就不必陷入那个必须做选择情境。哲学家的电车难题有难题却没电车，因为他们不怎么看重技术；讽刺的是，一旦我们找到不错的工程师或设计，打造一套新的电车系统，不管是谁被绑在轨道上或应该救谁的问题就没了——有（新的）电车就没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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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本文（不含图片）原刊登于《周刊编集》（台湾）第 51 期，2021.10.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