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人们发现科技拥有强大力量，对技术的看法与评价就逐渐趋于两极，最终分化成为两个阵营：科技乐观主义（techno-optimism）与科技悲观主义（techno-pessimism）。

18 世纪中期以前，科技乐观主义占了上风，认为科技是人类能力的拓展和延伸，能将人类从辛苦体力劳动与肉身限制中解放出来。例如，大哲学家法兰西斯．培根（Frances Bacon）透过撰写《新大西岛》（New Atlantis）这本乌托邦小说，倡议国家根据科学原则和技术工艺来建造和经营，才能使人民幸福、社会强盛。然而，这种「赋予科技众望」的观点，到了 20 世纪中期几乎全面消退。

经历 18 与 19 世纪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乌烟瘴气，以及被马克思称为「异化」（alienation）的单调工作模式，人们越来越怀疑科技是否真的带来好处，再加上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先进武器造成的血腥与伤亡，科技不再被同义于解放，而是困住人类的牢笼。这种科技悲观主义的典型人物，是另一位大哲学家马丁．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，他批判现代科技把任何事物——包括人类自身——「框架」（enframe）成为可资利用的资源，最终结果不外乎科技掌控人类，而非相反。

时至今日，科技悲观主义蔚为主流。打开报章杂志或者网路媒体，不难看到标题中的「科技」一词总是和「风险」、「冲击」、「伦理」⋯⋯等相连。每当有新科技出现，人们总是习惯在第一时间查找和预测可能的危险，并以此呼吁停止研究发或禁止使用。从人工智慧和自驾车，到人脸辨识和物联网，各种伦理忧虑持续指称这些科技将会瓦解人类社会的互信，并且侵蚀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。正是在这一片「科技唱衰」声中，纪录片《未来的工作与死亡》（The Future of Work and Death）显得独树一格。

正如片名所示，《未来的工作与死亡》主要探讨人类的两个切身议题——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？又会为死亡带来何种不同风貌？透过采访科学家、未来主义者、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⋯⋯等，《未来的工作与死亡》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答案和判断，却精准呈现了科技与社会的复杂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没有重弹科技悲观主义的老调，而是给予科技乐观论者一定的发言空间。

例如，在工作议题方面，《未来的工作与死亡》虽然照本宣科指出「人工智慧将会造成大量失业」，但也强调新技术往往会创造新职业，比如电脑科技发展之前并没有一种工作叫做「程式员」 （programmer/coder），因此整体而言，人类的职位数量可能不少于以往，只是工作内容产生变化。在死亡议题方面，虽然透过科技延缓或杜绝死亡可能造成人口过剩，甚至有冒犯死亡的宗教意义之虞，《未来的工作与死亡》也指出当人类拥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调整，这些我们现在视之为问题的种种，很可能不会出现，或者不至于成为问题。

更多的辩证与细节，就有待读者透过观影领会一二。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，《未来的工作与死亡》其实暗示了某种介于科技乐观与悲观主义之间的第三种视角。这种视角不以科技发展为傲，要求社会与之配合，也不以人类道德为绳，要求技术以其为准。这种视角聚焦的是：「什么样的科技」与「什么样的社会」之间的搭配。如果机器能够承担人类所有体力或脑力工作，那么是否仍需把工作视为人类生存的必须之一？如果我们无论如何珍视某些工作，那么是否能够透过科技来增加这些工作的价值、甚至使人们更乐于其中？同样地，如果科技能够让人类免于死亡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时间？会不会到了那个时候，死亡反而变成人类的追求与目的？如果死亡仍是人类自我认同的标志，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发展「死的技术」，让人类能够选择死亡的过程与方式？

这种视角不乐观亦不悲观，而是一种「共伴」（co-accompaniment）的态度，聚焦在科技与社会的双向动态，亦步亦趋同时照看、形塑科技和社会的样貌。要知道，不论是科技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，两者都没有成功预言过科技对社会的影响。电视的推广者曾说，电视能提供更充足、便捷、和真实的影像资讯，因此将会促使民智大开并健全民主制度。同样的，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）曾经大力反对书写技术，因为使用纸笔无异诋毁人类的记忆能力，甚至鼓励遗忘。显然，这些预测从未成真，如今也没人会把这些话当真。

共伴的概念，有助于克服科技乐观和悲观主义的无力。科学怪人之所以吓人和害人，正是因为科学家弗兰肯斯坦（Frankenstein）创造它之后就双手一摊，让它独自面对社会、和其他人类接触。如果我们承认，孩子需要细心的协助和培养才能安然成长，那么其实科技亦当如是——毕竟，他／它们都是我们的创生物（creatures）。

＊本文（不含图片）原刊登于纪录片订阅平台 Giloo 影音紀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