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「行动者网络理论」（Actor-Network Theory，以下称 ANT）的创始者布鲁诺．拉图尔（Bruno Latour）犹如国际巨星，往返于世界各地——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——策展与论述，使用诸如盖娅（Gaia）和关键带（Critical Zone）等概念，督促人们重视和省思当今的气候危机。拉图尔的著作以抽象闻名，经常让人追不胜追。事实上，要理解他近年的思考，我们需要回到 ANT 的核心，以及他第一次把 ANT 和环境问题扣连起来的作品：《自然的政治》（Politics of Nature, 1999）^[1]。

如果 ANT 有什么中心思想，我一定会说是「超对称」（super- 或 hyper-symmetry，有时也称广义对称）。在不满意「科学知识社会学」（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，以下称 SSK）赋予「社会」极大——甚至是全部——解释力的情况下，拉图尔认为 SSK 的对称原则太过单薄：SSK 宣称正确与错误的科学理论都需要同一种类型的解释，但为何这种解释只能是社会的、而不是自然的？难道，爱尔兰自然哲学家玻意耳（Robert Boyle）之所以胜过英国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），不就是因为他拥有号称十七世纪粒子加速器的空气泵，以及随着实验而来的各种自然现象？^[2]

在拉图尔看来，玻意耳之所以胜利，正是因为他有更多的盟友，而他根本不管那个盟友是人类还是非人（non-human）。对拉图尔而言，一切二分法都是结果（待解释项，explanandum）而非原因（解释项，explanans），「玻意耳是自然科学家而霍布斯是政治哲学家」是争议结束以后的事，因此根本不该在事后拿着后者的语言来解释前者的胜利。研究者不能视「社会—自然」、「人类—非人」、「价值—事实」等一系列二分与对立为理所当然，而是应该追究「台面下」各种人事物的连结。把人类和非人对等起来，都视为 actor——或者更精确地说，是 actant——正是 ANT 的核心；这也是拉图尔认为 ANT 比 SSK 更对称的主因。

如果非人能够造成网络的改变（不论变强或变弱），那么非人就跟人类一样具有能动性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拉图尔认为，环境危机肇因于：虽然我们对自然事物做尽各种调查，也制造出各种技术产品，但我们从未设想过它们拥有「能动性」，只视之为可控、被动、又安静的配件。我们不曾在网络中替它们安排适当的位置，以至于当它们一展现能动性之时，网络的变动往往剧烈到令人不知所措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要处理环境危机，那么我们最好设立某种机构和机制，扩大所谓的「民主」（democracy）：可以发声和投票的不只有人类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非人。这正是拉图尔设想的「自然的政治」。

在这个基础上，拉图尔开展了一系列的后续工作以及展览。例如，已经跑了好几个国家的「物的议会」（Parliament of Things），显然就是「自然的政治」的实践或者实验。我们也不难看出，当拉图尔尝试动摇「物的本质」之时，他就等于一脚跨进了艺术的领域，因为当代艺术本身就是对本质问题的巨大追问。换句话说，赋予非人能动性，正是拉图尔近年奔走于美术馆和展览厅的契机。2020 的台北双年展也座落于相同语境：一方面，既然自然的政治是一种扩大的民主，那么就像不同的民主国家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型态，与非人的不同连结也反映或造就了对于环境危机的不同态度和作为，以至于「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」；另一方面，多数展品忠实地反映了 ANT 的核心思想，透过各种精巧的安排与设计来凸显非人的能力（能动性）。

我基本上同意 ANT 找寻出路的超对称思维，但对于拉图尔采取对称策略感到犹豫，尤其当 ANT 与环境危机有所相连时。

首先，是赋予非人能动性时，ANT 经常遭受的质疑：物真的有能动性吗？比如，在「物的议会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参与者手拿特定物品，想像这个物会说什么，然后帮它说出口（这正是拉图尔所说的「代言」）；问题是，在整个议会中，有发言这个能动性的，究竟是人还是物？更有甚者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代言是准确的？会不会落入 SSK 对 ANT 的反批评：只是把代言的权力重新交还给最了解物的科学家？同样地，我们也可以问，所谓的「商议剧场」，究竟是谁在协商？而各种艺术展演与作品，究竟由谁打造和摆设？

第二，当拉图尔看到非人也能造成改变，于是赋予非人能动性，但有没有可能恰恰相反？当我们看到杯子忽然裂开，再也不能装水（之后——用 ANT 的描述——成为一个小花盆，改变了家中的摆设以及我们与花器的关系），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不就是去问「为什么杯子会破掉」然后找寻可能的原因吗？如果我们不会因此就说杯子有能动性，那么为何我们看到人类有所动作就要说人类有能动性？换句话说，当物和人都能做些什么的时候，结论不一定非得是「都有能动性」，而是相反：人和物都没有能动性。

这个观点乍听之下不太合理，比起「物有能动性」更不符合直觉。确实，这个说法不容易论证，但我想在这里提示一点：当小孩子看到萤幕上的动画，有一个正方形从三角形的斜坡上滚下，而后面跟着一个也在滚动的圆形，小孩子通常会说「那个圆形在追赶正方形」。这意味着小孩子采用「能动性」来理解眼前的景象。这成为我们判断孩童是否足够成熟的一个可能的依据：如果孩子够成熟，他／她就不会用「追赶」这种字眼，而是单纯认为它们只是滚下斜坡而已。那么，回过头来检视自身，面对人类行为时，我们是否一直就像个不成熟的小孩？

如我们能够采用「都没有能动性」的超对称，或许更能达成拉图尔希望缓解或者消弭环境危机的雄心壮志。气候变迁之所以是个巨大难题，就在于解决它需要「大幅度的共同行动」，而这正是现今民主社会的最大困难——大型动员一直不是民主政治的强项。也难怪科学史家纳欧米・欧瑞斯克斯（Naomi Oreskes）和艾瑞克・康威（Erik M. Conway）会在《西方文明的崩溃》（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, 2014）一书中说，气候变迁导致的全球崩坏，实际上代表西方民主理念的重大挫败，而最后带领人类重建地球文明的，很可能是中国而非其他国家。换句话说，试图扩大参与名额的「自然的政治」，很可能只是加速西方文明崩溃的到来。^[3]

我们应该问：为什么「民主」在这里会成为问题？原因正是：民主假设并且极度尊重人类的能动性，任何对于人类的改动或修整都需要获得「正当性」（也就是权力上的同意），而这使得我们从未脱离人类中心主义。当我们发明和使用科技来调整或修补地球的「行为」（例如臭氧层破洞），我们从未想过——更不会接受——发明和使用科技来修正人类长期以来的不环保行为。我们在做的，只是用尽各种苦口婆心的文字和语言，透过教育来寄希望于人类的能动性。不难看出，这是「都有能动性」策略所潜藏的重大不对称：科技只能用于修正非人，而不能用于修正人类。^[4]

拉图尔的超对称理念让人称道，也是 ANT 的精彩之处，但或许应该转向另一种形式的对称：人和物都没有能动性。尤其当 ANT 显然是以一种行为主义的方式来判断能动性存在与否（某个 actant 有造成任何改变吗？），我们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假设「有所作为」必须来自一个神秘、没有发源地、名为「能动性」的力量。没有能动性的超对称，或许更能打开动员、设计、或修正人类环境行为的可能空间，而「没有能动性的人与物」，才应该是一个足以化解气候危机的「自然的政治」的真正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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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
[1] 由于拉图尔的文字风格戏谑又拗口，所以一般来说很难翻译，《自然的政治》也不例外，中译本难以卒读。有兴趣的读者，建议对照或直接阅读英译本。

[2] 关于 SSK 对于玻意耳与霍布斯的实验哲学争议的研究，详见《利维坦与空气泵》（Leviathan and the Air-Pump）。拉图尔对该书的批评，则从一篇评论文章发展成《我们从未现代过》（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）一书。

[3] 我认为，拉图尔近年并非没有意识到民主的问题，因为他在较新的《面对盖娅》（Facing Gaia）一书中开始引用对民主批判最力的德国法学家／政治哲学家卡尔．施密特（Carl Schmitt），但这个路线是否继续延续或开展，目前似乎不太清楚。

[4] 技术可以设计来改变甚至纠正人类行为，但这种思路一般不被接受，视之为对人类自由与民主的侵犯。这些忧虑和指责并非不能化解，端赖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自由与民主的内涵，详情可参考我的专著：Design for Green: Ethics and Politics for Behavior-Steering Technology。

＊本文（不含图片）原刊登于 BIOS monthly（台湾），2020.12.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