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技总是挑战道德的边界。从机械手臂到人工智慧、从麻醉技术到基因编辑，每个新科技的出现，都会为人们带来惊喜、惊奇、惊讶、甚至惊吓。鉴于过去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错误，尤其是距离现今不久的原子武器与核电灾难，人们开始把科技与伦理放在一起谈论，强调科技的发展需要伦理的引导 —— 科技只是「手段」，只有伦理才能告诉我们「目标」。

第一种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于焉诞生：Ethics OF Technology。这即是经典（或者说传统）的科技伦理，也是一般学界说的「科技伦理学」。这种关系主要致力于发现和挖掘某个技术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，尤其是从人文主义（humanism）的角度来审视，比如：基因编辑会改变「人生而为人」的自然状态吗？这个技术会成为富人的特权，以至于加深社会阶级和贫富差距吗？同样地，人工智慧会抢走人类工作、甚至取代人类吗？它会不会也成为上层阶级促进财富的工具？换句话说，经典科技伦理的主要目标，在于预测、分析、和描述科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。

在知道各种技术的负面后果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第二种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随之而来：Ethics FOR Technology。 「For」这个介系词的意味很明显，就是要为科技的发展设定一个「伦理框架」或「道德标准」，来限制和预警科技的走向或应用。这种关系往往要求设立某种「伦理审查委员会」，聚集各种人文社会学者来检查和讨论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，并且要求工程师和设计者做出改善。例如，从欧洲开始且行之有年的「科技评估」（technology assessment），就属于这类实践。当然，也有不只局限于专家的审查委员会，而是把一般大众纳入的民主程序，比如学界经常提到的丹麦科技委员会，即是透过公民审议来推动所谓的「参与式科技评估」。

上述两种关系，可以说是现今人们研究和操作科技伦理的主要方式。不论是 OF 或者是 FOR，我们都可以隐约看到某个稳固的思维模式：科技和伦理之间有一条红线，而科技伦理的主要作用，就是发现和监看科技什么时候、以什么方式跨过那条红线（不论有意或无意），并且致力于把守伦理的边境、阻止科技的越线。这样的科技伦理行之有年，也确实有助于社会避免落入某些科技危难之中。然而，这两种关系都忽略了科技与伦理之间的红线其实并不稳定，有时候甚至会消失；更有甚者，将科技与伦理视为两个不同的王国（realm），往往也连带把人文社会和科学工程分化成为两个敌对阵营。

正如我经常提到的，很多时候技术有它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作用。当驾驶经过学校附近的减速丘而缓慢行驶，这个行动的道德究竟来自于驾驶还是减速丘？当顾客结帐时跟随直觉把脚踩在地上的脚印图案，因而维持了安全社交距离，这个行动的伦理究竟来自于顾客还是脚印图案？在这些例子里，技术并不违反道德或伦理，反而是促进和维持社会重视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前述那条红线可能并不存在；相反的，科技与伦理共同发挥效果，催生人们的道德行为 —— 我们很难辨明究竟是人或是物在发挥作用。

更进一步说，即使科技与伦理的红线存在，它也很可能是浮动的。也就是说，伦理的标准和观念往往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而改变。在建筑技术发达之前，人们很少拥有私人空间，更不需要也不捍卫现今我们认为的隐私。不只如此，在隐私观念达到高峰以后，如今随着社群媒体的兴盛，年轻世代也开始重新定义隐私，把当今大人视之不可侵犯的事物，看作展演与协商的工具。同样的，在麻醉剂发明并广泛使用之前，「感受疼痛」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标志，剥夺痛感全然不符道德，但如今如果医生不给病患施打麻醉就施行手术，百分之百会被送进伦理道德委员会。

如果我们希望超越主流的科技伦理，给予科技更大的发展空间，那么应该提倡的，是另一种科技与伦理的关系：Ethics BY Technology—— 把科技视为伦理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伦理的对立面；讨论和思考道德问题时，将科技视为帮手而不是敌人。如果我们坚守眼前的伦理标准，结果很可能是扼杀科技的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淡化甚至涂销红线时，才能让人文社会学者与科学工程学者发展出更为平等且友善的关系，打开可能携手合作的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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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本文（不含图片）原刊登于《周刊编集》（台湾）第 38 期，2020.09.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