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前谈到，预测科技后果和控制科技发展两者之间有着难以消弭的矛盾，这带来了名为「科林格里奇困境」（Collingridge Dilemma）的困境：在被新科技广泛使用之前，我们很难预知它会带来什么社会后果，然而当我们知道了它的后果，却又因为它早已深植社会而难以被改造。我们能够从这种困境中挣脱吗？要怎么做，才能兼顾科技发展与避险？

一个常用的概念，叫做「预警原则」（Precautionary Principle）。白话来说，就是预防胜于治疗：在确定某个科技不会对大众或环境造成伤害以前，社会就不应该发展和采纳该科技。换句话说，除非确定科技发展的风险为零、或者趋近于零，否则我们宁可不要创新。伴随德国社会学家 Ulrich Beck 的「风险社会」概念越来越普及，预警原则已经成为目前检查和批判科技发展的主流角度。

不难发现，预警原则带有保守主义色彩，让维持现状成为首选。它甚至可能让创新变得窒碍难行，因为我们几乎找不到没有风险的科技。任何再简单或微小的技术都可能伤害它的使用者——谁能想到，蒟蒻果冻也会噎死人？ （食品科技也是技术，而且台湾就发生过果冻噎死人的重大新闻事件）如果风险不可能为零或趋近于零，那么要如何决定什么样的风险可以接受？早有研究显示，人们对风险的评估非常主观，经常害怕不须担心的东西，却又不把真正的危险看在眼里。因此，若是透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科技的走向或者是否采纳，那么错误决策的频率可能比一般预想的要高出许多。

如果我们希望保留科技发展的空间、给予发明和创新机会，那么应该思考另一个方案：视科技发展为社会实验（social experiment）。和预警原则不同，这个方案承认我们难以预测科技可能带来的好处或坏处，但并不把它视为阻止创新的理由，而是可能性得以开展、社会转型足以发生之处。直白地说，就是：且战且走。一旦我们采取这种观点，问题就不再是「我们的社会应该接受这个科技吗？」，而是「我们是否愿意试试看生活在有这个科技的社会里头？」显然，前者是个仿佛没有回头路的问题，而后者更容易获得正面的回答。

当然，社会实验和一般的科学实验有所不同。社会实验发生于社会，而不是研究机构里的实验室，因此通常涉及更多的人、事、物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追踪观察和收集数据都比较困难，也不容易掌握相关变数，毕竟社会中的人事物经常互动、相互影响。意即，社会实验很难做到条件控制。在科学实验室中的实验失败，往往范围有限，比较容易修改或撤回，但社会实验的结果可能很难回溯、逆转、或恢复。换句话说，虽然视科技发展为社会实验可以化解保守心态，却仍然需要面对轻微但相似的「科林格里奇困境」。

要让社会实验的观念发挥效果，有两个「配套方案」需要注意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让科技发展「有弹性」。如果在设计和采用新科技的同时时，依然保留旧的科技，让它们并行一段时间，那么即使新科技的运作不符预期，我们仍然有能力回到实验前的状态。说起来，这点其实非常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：很少有人会在使用新手机的第一天，就把旧手机丢了——「留后路」是个符合人性的好习惯。

再者，社会实验应该尽可能从小规模出发。这是社会实验要向科学实验学习之处。规模越小，变数越单纯，我们就越能掌控其中的因果关系，据此做出调整和修正。各国常见的「示范社区」就是一个既有的可能。它不会小到只有几个人，以至于科技的社会实验毫不「社会」，但也不会大到几千人，让我们根本稿不清楚到底用了这个科技之后，让人满意的新生活是因为这个科技，或是有什么有其他原因。

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很难预测，但社会又不能因此不往前迈进。「科林格里奇困境」无法消除，我们只能避开，而避开的方法，就是采取视科技发展为社会实验的观点，并辅以保持弹性和从小出发的原则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躁进的科技冒险和苍白的科技守旧之间，找到可能的出路。

＊本文（不含图片）原刊登于《周刊编集》（台湾）第 33 期，2020.03.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