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同摩尔定律一般，当前科技发展的速度，比起过去的十年、二十年都要快得多。有些人甚至认为，奇点（singularity）就要来了。伴随这种发展步调而来的，是对于科技负面后果的深深忧虑。人们希望并要求有效预测并控制科技发展，以便避开不如人意的结局。可惜的是，这种冀希有这着难以消弭的内在矛盾。

1980 年时，英国社会学家科林格里奇（David Collingridge）指出，预测科技和控制科技基本上是相互违背的两种行动。当某个科技还没完全成熟、广泛应用时，我们颇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和介入它的发展，但问题在于，此时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社会后果；相反地，当我们可以清楚猜到或者见到某个科技带来的社会后果时，这个科技往往已经技术成熟且被大量使用，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去做出任何大幅度的修改或者撤回。

这就是所谓的「科林格里奇困境」（Collingridge Dilemma）。一个简单的例子是：汽车。一般认定为「现代汽车」的雏型大约诞生于 1885 年，但直到最近二十年，我们才意识到汽车不只污染空气还会破坏生态。现在即使再多科学证据告訴我们必须减少开车，多数人还是很难做到——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以汽车为中心的交通系统早在一百年间建立了起来。当前的道路硬体、交通号志、甚至法律规定，不只在个体层次阻碍我们改换交通工具，在集体层次也让一个社会或国家难以大幅度转向其他的交通科技。

另一个例子是核能。当前想要用绿能取代核能的最困难之处，仍然是核能作为基载（base load）的能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核能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发电，而「稳定」之所以重要，正是因为多数的电子设备都需要稳定的电压与电流才能运作，而人类社会的运作正是建立在这些稳定运作的电器之上——我们常把这些电器视为理所当然的「背景」，难以想像一种忽然有电又忽然没电的生活型态。当然，这不是说绿能绝对无法取代核能，而是指出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：这种取代并不容易，需要很高的成本。

科林格里奇困境，会因为科技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，而变得越来越艰巨。原因是，一项科技的技术程度越复杂，在创造与设计它的过程中，就会有越多的人、事、物牵扯其中，与该科技组成一张「共存亡」的网——看起来各自独立，实则相互依赖。当科技的网越大，意味着要撼动或改变它的成本越高。前述汽车的例子中，我们很容易想到，因为太多人依赖汽车出行甚至维生，所以改变交通科技并不容易，但如果是和我们生活无关的高科技，比如说贯穿法国与瑞士「粒子加速器」呢？

这个粒子加速器的正式名称是「大型强子对撞机」（Large Hadron Collider），用于高能物理研究。表面上看，与这个加速器有关工作人员，还有依赖它做实验的研究者，整体数量一定少于开车的人，但深究起来，这个加速器关乎整个物理学领域的基础，甚至一般大众如何理解宇宙，而且造价及其昂贵，因此人类社会与它的连结程度实际上超过汽车。虽然粒子加速器不一定会带来危险，但它那随着高度技术复杂度而来的庞大科技网，使得我们很难舍弃这样的科技——即使对多数人来，我们好像根本用不到它。

正如科林格里奇所言：「当改变还很容易的时候，我们难以预见何以需要改变；但当改变的需要显而易见时，改变早已变得昂贵、困难、而且耗时。」对于科技发展来说，这是一种难以脱逃的命运，困扰着人类社会。当科技变得复杂，科林格里奇困境也会加剧。与实际生活几乎无关的粒子加速器尚且如此，遑论人工智慧或基因编辑这种势必影响你我的先进技术。

我们能够克服科林格里奇困境吗？该怎么做？问题的答案，下期分晓。

＊本文（不含图片）原刊登于《周刊编集》（台湾）第 31 期，2020.02.10